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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40年 | 江渚之上,日月逾迈

2020/11/25 16:14:14   作者:张谦 漓江出版社   次浏览

建社40周年纪念佳作选登

江渚之上,日月逾迈

文: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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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编审,作家。漓江出版社总编辑(试岗)。首批“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我到漓江那年,他刚过完他的十周岁。十周岁的漓江,青葱少年,风头正健;灿若朝霞,名动京华。1991年我选择了漓江,后来知道这其实是个严重的时刻——人生没有什么一念之差和浅尝辄止,没有玩一玩和试一试,种子撒出去,就开始生长倒计时。

“桂林最高学府”

  那年的桂林只有一条主干道,十足就是个县城模样。可是,这座只有一条主干道的小城却有着两家出版社,其中那家在全国名号特别响亮的,就是我将效力的漓江。另一家名号响亮的时间开始得稍晚一点,也很了不起。那时我对于自己将要在此地盘桓多久,还没有多少概念,更不知道一眨眼就可以是半辈子。小城的公共交通系统极不发达,我是坐着一辆三轮板车进的漓江小院,记得跟三轮车夫描述我要去的地方,很是费了一番口舌。“什么社,出板材的吗?”三轮车夫如是说,他以为我要去的是哪个主营木材加工的人民公社。漓江真低调啊,在桂林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我心里想。

  后来便知道了漓江是自治区直属单位,所谓区直单位,和本地打交道是不多的。再加上做文化做到“出版”的份上,已经超出了很多老百姓的认知范围,当地人不熟悉、不了解也属正常。“漓江是桂林最高学府”,聂震宁先生那时就不无戏谑而又小有得意地说。他是将我引入出版业的关键人物。1991年,时任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震宁回母校北大向他的班主任曹文轩老师要人,我和同班同学刘春荣因此而凭着各自不同的机缘,先后被聂总感召。中文系同学得知我报名要去漓江,有人来和我絮叨他有多喜爱漓江版图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等,如数家珍。“他们有个老总叫刘硕良,很厉害!”书迷同学如是说。他说出这个名字时郑重其事的表情还有南方人刻意把普通话咬得很标准的发音,我至今难忘。大学四年我自己买的书里,有一本马尔罗的《王家大道》和一本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在上面勾勾画画,几乎翻烂,可见甚是喜爱。这两本书就出自漓江版“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只是我在做它们读者的时候,压根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这家远在岭南的出版社的一员。在考虑报名漓江期间,我还专门请教过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的一位广西籍同学,记得他翻出一本又大又厚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把它拍得“砰砰”直响,仿佛为了增加他话语的分量。他试图向我描述的是,这家他曾去实习的出版社出过多么好的书,那里的人有多么棒!命运借助这位同学的手,翻开了这本书的前勒口,上面落着五位责编的名字。记得我把其中一人的名字念了念,说“沈东子,这名字好特别呀”——命运在这里开始落墨了,而我一派茫然无知——答案四年后揭晓,这人竟是我的真命天子。这是后话。

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

  刚到漓江的我,吃过“百家饭”,和一群北美“印第安人”住在一起。

  社里分我的宿舍就在漓江宿舍大院里,院里的同事无论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很关心我们这拨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的单身汉。我时常接到邀请,去过不少同事家蹭饭。比如吴裕康夫妇、林柳源夫妇几家,他们都是漓江双职工家庭。漓江由于1985年离开南宁到桂林独立挂牌,出版人队伍就多了这道举家创业的风景线。吴裕康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北大西语系学生,主修德语专业,漓江多语种编辑里的骨干成员,诺奖那套书里的德语品种基本都出自他的责编;入世以后漓江购买的第一批版权书,里面有君特·格拉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但泽三部曲”,就是吴老师主持引进出版的。吴老师爱人陈素莲是广西恭城人,在社里管收发。我在他们家喝到了自家打制的地道恭城油茶。林柳源夫妇中秋节请我去他家后院赏月,林做过旅游室编辑,后来是我们大编辑部的副主任,其夫人倪素华是发行部在当时的业界都有名的“漓江娘子军”里的一员,当时他们孩子都快两岁了,第一次见面我还误把人家当成和我一样刚毕业的学生妹。那次在他家,大家还一起喝美术编辑汤小胤带来的日本清酒。汤夫人很能干,任职于桂林市某研究所,是我的云南同乡,曾经游学日本,小胤兄也因此赴日旅居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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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路上,在咖啡店办公

  我的宿舍是个套间,除了一个房间和厨卫供我使用,另一个锁着的房间和外面客厅都堆着书,是社里的临时书库。有一阵书多,客厅只留出一条过道。成垛的书高过头顶,都是社里出的“库柏文集”,不是《杀鹿人》,就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本本,一垛垛,有多少本书,就有多少个惯于群居的印第安人。初到漓江的夜充满寂静的音流,我会透过宿舍楼后那片鱼塘里的蛙鸣,辨认其中有没有藏着印第安树皮鼓或是鼻笛的声音;发呆的时候,我会一边掂着一包书练臂力,一边在想,一个燕园书呆子和一群北美印第安人找漓江边来相遇,这个搭配真够有想象力!还琢磨过对面楼里过日子的声音,里面有弥漫着人间烟火的炒菜声,有灯下“三娘教子”的辅导作业声。每每听到这些,我会有点想念我的父母家人。我云南家中不会把鞋脱在门口,不像这里的家家户户,家里有几口人,数门口脱下来的鞋子就知道。就在那几年,同样是我北大校友的83级英语系学长莫雅平,写出了他的代表诗作《被盗的老皮鞋》。他是漓江的英语文学编辑,同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透过我的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院子里也会有十分热闹的时候,逢年过节,社里会举办游园活动,还会有文艺晚会。记得复旦大学毕业的才子,比我早来几年的法国文学编辑金龙格正值青春岁月,穿着橘红色T恤,在晚会上为大家认真朗诵过法语诗。多少年华摧旧梦,留得几人能看懂。

  就是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院子,1987年来过两个“不速之客”——有一天门卫师傅突然跑来说,有两个老外在后面鱼塘边转悠,然后进大院了!当时办公区和宿舍区都在这个院子里。来人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埃斯普马克夫妇,埃斯普马克是听说中国南方有一间颇有气象的出版社,在出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系列丛书,感到非常好奇,想来看看。据说预先给社里打了招呼,但当时外事接待有复杂的手续,社里不能擅自接待外宾,只好回函婉言谢绝,说是“领导要出差”。但客人可不管那么多,说来就来了。“空城记”没演成,社里只好解释说,领导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了。迎宾的宴会安排在了七星公园的月牙楼,客人拒吃野味,给主人上了环保主义的一课,留下极为深刻的先锋印象。埃斯普马克从漓江回去第二年,当上了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任期从1988年直到2004年。他与漓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把其著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无偿授权给了漓江,刘硕良老师请了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瑞典语专家李之义担任此书译者,而我有幸成为此书责任编辑,这已经是1993年的事。

传、帮、带

  漓江有很好的传、帮、带传统。我还参加过时任社长彭匈策划的《贾平凹散文大系》一书的责编工作,并因为该书获奖而第一次尝到成为“获奖编辑”的滋味。彭社长自己也写性情散文,和汪曾祺、贾平凹是往来酬唱应答的文友。彭夫人江石燕当时在南宁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彭社时常和我们“单身汉”一起在单位小食堂吃饭,边吃边聊,其乐融融;而江石燕经常是背个双肩牛仔包,忽然就出现在院子里。桂林的冬天湿寒无比,美丽“冻”人,据说有一阵,在楼下办公的同事就能听到楼上彭社长宿舍里有人在蹦蹦跳跳——那是回来探亲的江石燕,受不了桂林的霜冻,不时起身蹦跳取暖。回忆依旧,而斯人已逝,如今他们伉俪双双均已往生,只留下创业初期漓江人朴素的身影。

  聂总是当年的“少帅”,带人的方式是给够机会,你自己去悟,去扑腾。1993年8月,我到社里刚满两年,独立策划编辑的第一本书《彗星——戈麦诗集》(编者西渡是北大85级中文系我的师兄)得以顺利出版。这得益于分管中国文学的聂总从报选题到组稿再到完成案头编辑工作全流程的信任与支持。我还尝试过一个人从栏目设计到选材汇编,做一本以港台资讯为主的杂志类图书。不少同事在选题提出时就不以为然,聂总说:“让她做,年轻人不多点机会历练,成不了才。”这个经历使我获益良多,以至多年以后,中间有一段我去桂林市文联做《南方文学》杂志主编,得以轻松上手。年轻时因为是李宗盛的歌迷,在做编辑的“菜鸟”阶段,我还一厢情愿报过一个相当于“李宗盛自传”的选题,记得聂总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笑而不语。然后是我自己尝试去联系李的经纪人,去经历碰壁,才真正悟到在出版这一行,你策划一个选题,并不光是知道个书名、作者名就行了,得有完整的可行性方案和能结合实际的操作条件,保证书稿按策划理念完成并到位、保证签约才行——是要做足全套功课的。

  1994年初夏,全社组织去张家界旅游,我没去。并不是因为我去过张家界,而是自告奋勇接下了当时刘硕良老师调离后搁置了几个月无人接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译插图本的编辑工作,该书由黄树南在当年他所参与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本基础上,再根据1989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新版的三卷本《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校阅,补译了四万字内容(其中包括保尔为了追求心爱的姑娘冬妮亚舍身跳崖等精彩情节),成为当时初次在中国问世的“全译本”,书里还加插了苏联画家列兹尼钦科画的插图。这本书要赶着在9月份出来,参加当年的武汉全国书市。那年汛期水位比较高,我一边坐在桌前编书,一边抬眼透过窗户,从楼上就可以看到桂林市民在江水漫溢的闹市街上撒网捕鱼。世间机缘真的很难说,这本在当时看似“冷门”的书在武汉书市上瞬间大热,后来拿了好几个全国性奖项,销量也突破百万大关,是漓江当年不折不扣的“双效书”,我的书评和责编手札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广角》等业内知名媒体不断发表,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钢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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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0月武汉书市漓江展台前,王蒙(左三)、李国文(左四)与我社员工在一起,左一为时任副社长李侃。本文作者(中)当时手捧着的是自己担任责编的、刚上市的漓江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

  时任总编辑宋安群对我颇有助益,他本人学俄语出身,引见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青年才俊刘文飞老师给我认识,刘老师翻译的高尔基小说《马尔娃》、主编的《俄语短篇小说精品》,都经我手责编出版。刘老师还把他当年在英国牛津的老师麦克介绍给了我,我2003年初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进修,登门拜访过麦克教授,体验了地道英式下午茶。2001年年初,为了取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名电视剧剧本授权,宋总带我去北京,到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找知名制片人贾晓晨洽谈授权事宜。记得北京当时刚刚下过雪,有些背阴又没来得及扫雪的路段结上了冰。宋总一马当先,大步走到这家机构原本不开门的一段台阶下,才发现已然身陷冰阵,进退两难。后来凭着谨慎小心和良好的平衡能力,终于得以小步移出。万事开头难,所幸当天洽谈顺利,社里后来如期推出了该电视剧剧本,同时获得了彩色剧照的授权。宋总还从黄树南老师提供的图书中挑选了十几幅彩色插图,翻译了说明文字,充实在全译插图本正文的前面,使我们漓江的版本更具独家风貌。

  《在路上》漓江首次尝试引进版权的版本,是沈东子的策划,我的责编。三年的约期里,销售越来越好,市场很认我社文楚安译本,也认漓江的装帧设计。那是我社美编石绍康青年时代设计代表作,在对作品的理解和细节的打磨上,都体现了精准、前卫的设计理念。记得当时在石绍康拿出的方案上,我提出把车中人脸(作者凯鲁亚克)作180度左右翻转,好让他脸上的明暗光感和车外来光方向相一致。大家都还很年轻,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当时校对室同事胡子博的协助下,我还从文楚安译稿中找了一句话作为题语放上封面,“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它几乎成了令一代读者为之热血沸腾的《在路上》口号。现在《在路上》到了公版期,国内不少出版社都在做这本书,有的还直接移用了这句话,也放上封面——这个创意和译文都是漓江的好吧。做出版时间长了,遇到好书“转会”是常有的事,虽然《在路上》版权后来到了别的社,但我很高兴地看到,豆瓣上读者最认的,还是自己一字一句捋过一遍、投入很大编辑含量的漓江文楚安译本。此书还在2008年,和漓江版另外7种书一起,非常光荣地入选“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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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作为分管领导带领青年编辑下厂体验印制流程

  转眼就到了漓江四十岁生日,在联络漓江故旧约请社庆征文稿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前辈、专家,其中还幸运地联络到了一直如雷贯耳,但始终缘悭一面的邓小飞先生,邓总曾任我社副总编,在海外华人文学和当代诗歌出版方面颇有建树,后奉调进京,到光明日报出版社任职。通过邓总要到了时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谢盛培先生的联系方式。谢局长是当代知名书法家,代表了改革开放后复出的一代有胆识、有眼界的出版界专家型领导,对漓江出版社的诞生以及在桂林的独立挂牌,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料寻找谢老的过程至为艰难并且最终无果。想想也对,“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九十高寿的谢老,就像所有帮过漓江、对漓江有过贡献的人们一样,已经默默远行,几无回顾,融入了漓江的大历史。

  我投身出版业不觉也近三十年。“漓江”二字临水照花,倒影就是“江離”,江離是一种香草,端午时节忆屈子,《离骚》里一句“扈江離与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说的是君子怎样披沙捡金,博采众善。一个青年女子,远离了亲友和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生长和求学以外的异地安顿下来,是怎样融入环境得到大家的帮助,又是怎样牵系理想和事业的锚缆,倏忽半百蓦然回首,看到我与漓江相伴成长的隐约线索。相对于一家文化机构的悠长气运,个人含蕴其中的人生时光也许算不了什么。深深祝愿漓江出版社在我辈的继续努力下,能够屹立于江渚之上,任凭日月逾迈。

2020年6月25日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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